《野火春风斗古城》你为什么要这样写年份？为什么这次年夜饭丰盛又令人担忧？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对外危机促进了“民族”与“国家”的联系，使中国人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其中，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出版的红色经典，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吕梁英雄》《敌后武工队》1030101《苦菜花》，生动而深刻地表达了家国情怀、乡土情结、民族意志，值得认真研究。
家国情怀
“母国同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很多红色经典中的“家仇国恨”的叙事模式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
比如《平原枪声》，杨晓东没有爸爸，金焕和阴环没有妈妈，韩延来只有两个哥哥姐姐，周伯伯单身；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母亲的家庭也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原因是房东的迫害；小说《苦菜花》中，的妹妹和父亲都死在地主卖国贼苏手里，所以他从小就说要为妹妹和父亲报仇。
主人公的叛逆精神和革命意志因为家族的血海深仇而不可动摇。同时，传统的“还报”思想也使得这场斗争具有伦理上的自然正义。
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家与国同构”思想也表现为为国家和民族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抗战爆发前，中国农村社会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把“碎沙”凝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力量。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利益都与国家和民族息息相关。小说《平原枪声》中，群众大会上高呼的口号真实地反映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想要过上没有被征服的人的和平生活，就必须要有保卫祖国的人，没有打退鬼子就不可能有安定的一天！如果你敢，跟我来！去八路军！”
乡土情结
土地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是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地理空间。红色经典作品中有大量对当地自然风光的描写和表达，表达了离开小米的悲伤和对家园的思念。
作家冯德英出生于山东乳山，自称“昆嵛山之子”。他在小说《苦菜花》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昆嵛山一年四季的美景和与山有关的方言俗语。
比如，“各种各样的野花，一阵湿润的微风吹来，浓郁的花粉草气息，直插人心。不管是谁，他们都会张大嘴巴，对着他们深深地呼吸，感觉像喝了花蜜一样的陶醉和清爽。这样的话渗透了作者个人的审美体验甚至情感，不应该完全从政治角度去解读。
电影《苦菜花》通过人物叙事、风景特写、歌曲展现了山西吕梁山的风情。导演吕班在山西长大，后来在太行山区从事抗日战争宣传工作，所以《吕梁英雄》洋溢着对家乡山水的热爱。
电影中不断闪烁的白云和山景给人一种距离感；蓝天白云下，青年男女哼唱着轻松欢快的山西小调，伴随着村民收割麦子的场景，田园风光带给人美的享受和感染，也与篝火中的土地流失产生了比较叙事的功能。
如果说乡村风光在物质层面上属于当地社会，那么民俗可以说在精神层面上反映了当地社会，民俗的描写承载了对安稳生活的渴望。
小说《吕梁英雄》中丰富多彩的春节叙事，体现了大乱世界里的元旦对于普通人的意义。
比如我从孩子的角度看过过年：“小燕很喜欢过年，感觉明年的时间比平时更独特。白天，男孩们聚集在街上踢铁球和摇空竹，而女孩们买红绫花打蝴蝶结和穿花衣服。晚上，有明亮的灯光和鞭炮更有趣。小燕没钱买不起很多鞭炮，所以她总是买一些
滴滴金老鼠屎放放。此外，每逢年底，她要做一件花钱最少兴趣最浓的游戏，那就是从小市上买来葫芦哨，给鸽子缚在尾巴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飞翔高空。她喜欢闭住眼睛听那悠扬动人的琅琅音乐。过一阵儿，她抓一撮饲料，向空中招手，鸽子俯冲飞降，音乐骤然停止。她最爱听这一刹那间的袅袅余音。”另一段关于杨晓冬母亲准备年节食物的描写，反映了春节文化中蕴含的人伦亲情。
为了实现让儿子回家过年的理想，“母亲很早便做了种种准备工作：她刨出水缸底下埋了六年的两块白洋，跑到很远的集镇上置买年货。腊月二十四她掸扫房屋，里外整得一干二净，二十六日蒸馒头，名义是蒸馒头，实则是把发好的三斤白面，蒸了一对刺猬（用黑豆点眼），一双白兔（用赤豆点眼），一盘带红枣的花糕和许多莲花卷子。二十七日她蒸出了黏豆糕和猪血糕，二十八煮熟那挂加了葱花胡椒的血肠。这天夜里剁好肉馅，擦净灯盏，捻好灯花，灌满灯油，连煮饭用的柴火都挑拣了最整齐的”。
这样不嫌琐碎的细节描写，一方面展示了北方乡村的年俗，另一方面表达了对家人团圆的重视。同样，作者在这里通过母亲准备过年的细节，也寄寓了征战在外的人对家乡的怀念、对团圆和亲情的渴望，同时也为下文的分离作了铺垫。
书中写道：“杨晓冬很体谅母亲的心情。自己是母亲亲眼看着长大的，一别六七年，当娘的还能不想念。他自己从感情上也愿意回去，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小屋里过个年，如果再有银环同去，妈妈一定非常高兴。说不定妈妈同银环已商量过了这件事情呢。”这段描写进一步反映了革命者对年节、亲情的重视以及对家的渴望。
但是，民族危亡的时候，乡土传统与日常生活被迫改变，个人情感需求也不得不让位于国家、民族利益。杨晓冬征战在外，好多年没有回去过年。这一次的除夕夜，他仍然有对敌工作需要完成，不得不感慨：妈妈，我小的时候咱们说书唱戏不都说“国破家何在”吗？答应你儿子“先为其国，后为其家”吧！
母亲听到后开始并没有表态，继续沉默着……沉默、沉默、沉默到难挨的时候，老人伸出微微颤动的双手，轻轻摸索着、理顺着儿子的头发。头发中有几根花白的，她无言地把它们拔掉了。
母亲慢慢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升到中天的太阳说：“冬儿，妈懂得你的心，我答应你，你们先办咱们的国家大事，咱娘们见面的日子还长着哩！”
这段感人的叙述呈现了中国的人伦之情、家国之义，也正是中华文化的动人魅力。由此，前面作为民间日常生活的年俗就升华了叙事功能。
民族意志
在相关的红色经典题材作品中，堪称“第一反派”的通常是各类汉奸形象。他们往往冲在残杀国人的前线，是小说或影视剧中矛盾冲突的主要对立方。
这样的叙述轻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与汉奸斗争的史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一种民族情绪。
小说《苦菜花》中，在公审王唯一时有段反映群众心理的描述，形象地反映了对背叛者、侵略者的仇视：“人们都很激动，怒视着这群东洋的奴才……他们的想法是：日本鬼子生来就是坏的……可是这些同国土同民族的败类，却出卖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做敌人的帮凶；他们就像是失去人性变成豺狼的人，比野兽更加可恶。”
基于这样的愤慨，红色经典作品中的汉奸普遍道德败坏、人格低下。比如，小说《平原枪声》中，汉奸王百顺先是把老婆献给苏金荣，此后又“转租到王金兰名下”，日本人来了后又献给鬼子中村。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一些当代影视剧出现了从人性和道德上美化外来侵略者，而竭力贬低和丑化汉奸的问题。前者往往显得有文化涵养甚至重感情、有血性，后者则下贱、无骨气，只知道对前者卑躬屈膝。这无疑走向了一个极端，明显背离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