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成立亚洲文明研究所 学科聚集 推动亚洲文明综合研究
2021年1月9日，首届亚洲文明交流互鉴高端论坛暨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所成立仪式在求是讲堂举行，开启了学科趋同引领文科发展的新篇章。学院以构建“新亚洲文明观”为目标，致力于构建文字语言的认知与变异、文物古迹的演变与保护、文学经典的流通与再生、文艺的理解与对话、文化理念的传承与创新、文明思想的交融与共生等六个维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从而实现亚洲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解决方案，贡献浙大智慧。
浙江省副省长程跃冲、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院长何、研究所首席专家、文科高级教授徐军、执行院长黄华新共同为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所揭牌。在开幕式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家研究所所长钱乘旦教授发来了视频。
开幕式
亚洲文明交流与互鉴
揭牌仪式结束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高级特聘教授葛、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明德学院院长、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余教授、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程功教授发表了题为《亚洲东部海域作为一个历史世界》 《“蒲陶酒”的行旅：从西亚到东亚》 《东亚各国的前近代实况与近现代忌讳》的主题演讲，拉开了首届亚洲文明交流互鉴高端论坛的序幕。
葛教授
葛以《语言和亚洲文明》为题，围绕三个问题阐述了从外围看中国的重要性，包括：一、蒙古时代以后，世界历史发生了哪些变化？二、为什么15世纪后东亚海域可以成为历史世界？第三，为什么要用“东亚海域”这个概念？什么意思？
王子今以《亚洲东部海域作为一个历史世界》为题，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讲述了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历史。古埃及壁画有酿酒的画面。酿酒技术最早形成于尼罗河和波斯湾之间。6000年至5000年前，波斯盛产葡萄酒。张骞往西域报知大宛等出产酒：“万周围以为酒，富者留酒一万余石，久留者几十年不败。庸俗和酗酒。”汉武帝时，“蒲萄”种在“沃土”上，连“蒲萄宫”都建在长安。“蒲萄酒”向东传播到朝鲜和日本。这种饮料从西亚最西端传播到东亚最东端的历史说明了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
韩东育试图通过分析近代以前2000多年的东亚朝贡体系和近代以来地缘政治裂变的经纬，勾勒出新旧区域关系的纠结与扭曲，以凸显当今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东亚和世界其他国家日益复杂的心态和各种禁忌。然而，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磨合，不同的国际关系体系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念：融秦、铸汉、中西文化融合。我相信，这一理念的成功实践，可以对促进人类价值观的中和起到主导作用。
程公的演讲围绕语言和亚洲文明展开。他从文明的角度考察亚洲的语言文字，着重研究语言文字在亚洲文明的形成、交流和相互学习中的作用。如果没有母语者的迁移或扩散，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一个跨大陆基因相似的语言群体。对语系、语言接触和语言的研究，可以为考察亚洲文明的崛起和亚洲民族的形成、扩散和迁徙提供丰富而可靠的证据，并可以与考古学和系统基因组学证据相互验证。语言的传播与融合体现了人类文化与文明的交融与进化，体现了语言的文化价值。
闭幕式上，天津师范大学哈全安教授和宁波大学龚教授分别发表了题为《“蒲陶酒”的行旅：从西亚到东亚》 《亚洲文明的地缘板块》的主题演讲。
哈全安详细描述了亚洲文明的地理板块。1.地理坐标：由于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之间的阻隔，亚洲大陆形成了三个地理板块，即东亚板块、南亚板块和西亚板块。2.大江流域：东亚文明板块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源头，南亚文明板块以印度河、恒河流域为源头，西亚文明板块以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为源头
明四大发源地，亚洲坐拥其三。三、意识形态：亚洲三大文明板块在意识形态层面各具特色，世俗底色与宗教底色交相辉映。东亚文明素有世俗的意识形态传统，南亚可谓多神信仰的沃土，西亚则是一神信仰的摇篮。四、政治形态：东亚与西亚素有帝国的历史传统，东亚自秦汉帝国到明清帝国一脉相传，西亚自波斯帝国到阿拉伯帝国再到奥斯曼帝国亦延续长达两千余年，南亚政治格局长期处于支离破碎的分裂状态。五、中亚与东南亚：中亚位于亚洲大陆腹地，构成西亚文明板块的东向延伸地带。东南亚位于东亚文明与南亚文明两大板块的过渡区，兼有东亚文明与南亚文明的双重元素，可谓亚洲文明的次生板块。龚缨晏认为，浙江省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部，是个海洋大省，海岸线总长度、海岛总数，均为全国第一。浙江海洋文化，在亚洲文明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例如，杭州萧山发现的跨湖桥独木舟，是亚洲最古老的船只。在宁波大榭岛，发现了中国现今所知最早的海盐制作遗址。双屿港，是欧洲人在东亚沿海建立的第一个贸易据点。浙江人是近来最早到达西欧的华侨之一。“宝顺轮”则是中国人最早拥有的轮船。因此，要研究亚洲文明，离不开对浙江海洋文化的研究。
论坛现场
多元视角下的亚洲文明
另外，此次学术会议还设有两个分论坛，来自省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从多元视角对亚洲文明研究展开思考。
江静的报告题为《跨越时空的对话：日本藏宋元禅僧墨迹的前世今生》。宋元禅僧的墨宝手迹目前的主要收藏者有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等文化机构，禅宗寺院，个人三个主体。墨迹主要有以下六个用途：以笔代舌、师僧开示・印可、弟子求语、你唱我和、临别赠语、别后寄语。原来墨迹是在收藏者手中秘不示人，现在通过在博物馆进行展览等方式与大众见面。通过这些墨迹，我们可以追踪古人的事迹、解读古人的心境。郭雪妮《汉籍抄物与日本中世禅林的汉学研究》指出，“抄物”是日本室町时代大量诞生的一种对中国典籍、佛典和日本古典进行注释的学术文献，主要经由汉学造诣精深的禅林学僧之手完成。“汉籍抄物”专指“抄物”体系中那些以中国典籍为原典的注本，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其中集部抄物凝缩了中世日本禅僧研究中国文学的主要成果。汉籍抄物的研究既是日本汉学研究的早期成果，又是保存中国文献典籍的资料库，同时还是了解中日学术思想史的重要线索。她在日本文学史、思想史视域内，考察中世禅僧对中国文学的阐释与平安时代的差异，继而探讨中世的汉学研究如何影响了中世至近世日本知识体系之变迁，以及如何孕育了日本汉文学之发展。希望能将“汉籍抄物”引入中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揭示汉籍抄物尤其是规模庞大的集部文献对研究中国文学及日本汉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整体呈现海外早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
葛继勇《从国别到区域——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再出发》认为，“文化疆域说”将中华文明传播区域看做一个“文化疆域”，梳理中华文明的中心变换和边界伸缩，动态把握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的交融互动。具体而言，汉字文明在“前近代东亚海域世界”形成了笼罩性影响，而在“中古西域世界”却传播并未形成覆盖之势。向东看，研究汉字文明的传播是否应该打破“一国史”观念？向西看，中华文明与西域文明交错的机理（边界伸缩）又是什么？东亚文化交流史应融合互鉴，从“一国史”向“区域史”转变，从“中日交流史”向“中日朝（朝鲜半岛）三国交流史”转变，从“东亚交流史”向“亚洲交流史”转变。寿舒舒讨论了《图绘宝鉴》对日本画论书籍的影响。《图绘宝鉴》由夏文彦所作，其元刊本在问世不久即传入日本，其成为日本了解中国绘画的主要信息源之一，并对日本绘画理论和绘画艺术的传承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君台观左右账记》为例，其对当时传自中国的绘画、工艺品进行鉴定评价。该书和《图绘宝鉴》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体现在《君台观左右账记》使用了古汉语、在内容上文字相似且华人排序相同、在形式上也与《图绘宝鉴》一样将画人按朝代载录再逐一评述介绍。《君台观左右账记》是日本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本艺术论，它的成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画论《图绘宝鉴》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力继续，推动了题本美术的发展。此书的形成可以说是中日绘画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中国绘画东渐日本的一个里程碑。体现了日本室町时代禅茶一味、以画寓禅的文化特质。
分论坛现场
陈辉《卫匡国著述对良渚神徽解读的启示》认为，卫匡国是西方传教士，其著述《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为从人类诞生到基督降世的远方亚洲，或中华大帝国周邻记事，该书最早介绍了《易经》阴阳八卦，认为伏羲为了替代结绳记事，创造了中国文字，而非仓颉。1935年，卫聚贤、施昕更等在杭州古荡试掘，开始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国”逐渐为世人所瞩目。通过对卫匡国的著作进行探讨，对器物的花纹形态、古文字音字形的对比分析，证实了良渚古国与中华文化的紧密关联。辛红娟《从概念史视角看中国近代西学话语体系中的日本影响》认为，从文学出发的研究，必须回到核心概念的研究。这些年，存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观念史转向。日本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中间人。《道德经》传入西方，铃木大拙起到了重要作用，掺入了禅宗的思想。柳田圣山等人的禅宗史的研究传入西方，西方学者才发现，被铃木大拙骗了，禅宗的研究非常重要。寒山诗在日本的经典化和他国化，也是日本文化传入西方。
张宏敏《“一带一路”上的浙学》认为，浙学和西学应该“和合兼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推动浙学和西学之间的互相融合。历史上，佛教在浙江的传播及其本土化的过程，以及西方文明和浙江的关系，都证明浙学是最开放、最务实的，对域外文明开放包容。沈志兴《安纳托利亚：诸多文明的交汇点》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展现了文明交流的波澜壮阔的画面。梁永佳《中国视角的亚洲观》认为，第一，从亚洲研究的景观角度看，欧洲发明了东方学——汉学，美国提出了区域研究——中国学，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研究范式？汪晖认为亚洲是依赖欧洲而存在的，是在与欧洲的比较中产生亚洲的；杜赞奇认为亚洲各个部分都是有密切交流的，并不是只跟西方交流，但这些仍没有脱离西方中心观。第二，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亚洲，墨子、孔子等讲的都是人类的事情，和柏拉图是一样的，不但解释自己，也解释别人。第三，以中释外，以中国的先秦概念来解释外国的社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