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记:商业帝国与历史图像中的跨文化传播
《印度档案： 东印度公司的兴亡及其绘画中的印度》，约翰麦考尔著，顾一清译，瑞普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280页，118.00元
《印度档案：东印度公司的兴亡及其绘画中的印度》由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麦卡利尔(原文标题：picture India : persons，places，and the world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7；顾一清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是一部史料丰富、论述视角独特的历史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一部具有鲜明历史图像学研究特色的历史著作。作者John Macaleer的研究方向是18、19世纪大英帝国的航海和扩张史。曾任英国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专攻大西洋和印度洋区域史。原标题直译为《图说印度：人民、地方及东印度公司的世界》，中译本标题为“档案”而非原“插图”，画放在副标题中。在这本书里，作者确实使用了很多大英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的档案，但他讨论的主题并不是“印度档案”——，而是如作者所说的“这本书里的所有作品都是图像”。因此，在书名中，中文翻译似乎有一些维护其正统史学研究性质的考虑。这种感受可能是由于对历史图像学的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的敏感思考，深切感受到“图像是史料”、“图史互证”等历史概念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关于这本书的主题和主要内容，作者在第一章“图解印度”的最后一节有一个更为概括的解释：“贯穿全书的最有特色的主题之一是印度习俗对英国画家的视觉影响。”东印度公司的兴起和繁荣吸引了大量英国画家前往印度写生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描绘了印度的习俗，宣传了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和政治成就，使英国观众对印度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为了证明图像在记录和宣传重大政治和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书将以丰富的绘画图像资源为基础，深入挖掘相关的历史背景，充分展示绘画艺术的力量，揭示其如何反映英国与印度次大陆复杂而微妙的关系”。(24页)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历程，宏观阐述了其从贸易公司向主权实体转变的历史背景，其中考察了图像如何向公众展示东印度公司的演变轨迹，以及这些图像如何在18世纪中叶将印度习俗引起英国人的注意。第三章和第四章以丰富的历史形象探讨了深刻影响东印度公司发展的人物和里程碑。核心主题是画家对当时印度风格的迷恋。画风景的画家越来越多，与东印度公司有关的地方统治者也会成为艺术创作的对象。画家通过画官员、政治家和将军的肖像获得专业的认可和财富的回报，同时描绘各行各业的印度人的形象。第五章讨论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如何通过艺术赞助将印度风格引入英国，并分析其在传播印度信息方面的作用。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的建筑及其艺术收藏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分析视角，可以展示艺术作品和建筑如何展示金融资本、贸易财富和政治权力。最后，我把目光转回印度，审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的巨大变化，以及英国画家留下的印度形象的深远意义。(24-26页)从这些丰富的内容来看，所谓“插图”的本质是图片与历史的相互佐证，图像作为主观史料的价值和意义呈现得更为清晰，就像葛教授去年在研讨会上所说的“图片与历史：20世纪中国历史、图像与视觉文化研究”，“历史学家要知道，图像不是看图片来证明文字材料的，图像是要自己呈现的。(《葛兆光教授谈图与史》，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2019年5月)
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马卡里尔谈到了导致他参与这项研究的原因和经历。作为一名研究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学家，他经常坐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五楼的亚非研究阅览室里阅读资料。墙上挂着一些宏伟的画，其中一些曾经挂在伦敦莱顿霍尔街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楼里。慢慢地，他意识到这些视觉影像对于研究东印度公司与印度的合作史，和文字档案一样重要。我也意识到英国艺术家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绘制的这些图像在印度和英国以及印度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很少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历史学家虽然从各种角度为东印度公司编撰过历史传记，但很少谈及世界上残存的视觉史料，关于图像与帝国、绘画与权力的关系的讨论也很少。”(第5页)因此，他希望利用大英图书馆的图像和文本文件来探索图像与帝国、图像与权力之间的联系，从而讲述印度艺术家的故事以及他们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他花了大约三年时间进行这项研究。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他的读者以普通读者为目标，希望能为读者提供关于艺术与帝国关系的新颖想法，并以通俗易懂、吸引人的方式写出来。(约翰麦卡里尔通过绘画解读印度，《希敦》，2018年2月15日)
看完整本书，我觉得书中最成功的部分就是讲述了英国艺术家在印度的故事，以及他们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通过大量的图形文件，再现了许多珍贵画作的历史脉络，从有经验的人的角度再现历史。在图像、信件、档案、游记等史料的相互佐证中，醉心于印度风景的职业画家创作的兼具优美与高贵风格的风景画，军官赴印度旅行的纪实风景画，皇家画家为莫卧儿王室和东印度高级官员随军绘制的肖像，淘金者书写的印度风情画，不仅描绘了印度的视觉形象， 而且真实地揭示了当时当权者对战争形势、贸易和印度文明的看法，促使人们思考历史。此外，在印度画面的另一边，关于印度的艺术形象引发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新东方想象和审美时尚，东印度公司的兴起也带来了跨文化交流。 英国的画家、学者、茶商都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大洋。印度风景画和历史画在欧洲的展览往往轰动一时。印度的宝石、绘画和传统文物被商船带回英国，以高价出售。印度风格的房子出现在英国的村庄里.在艺术家的旅行活动、作品和影像的创作与传播、欧洲人的东方审美时尚背后，展现了东印度公司从兴起到转型、衰落的历史进程
如果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作者的目的可以说是完全达到了。然而，从历史研究的深度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第四章，作者在开篇就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要用外国政要和当地印度统治者的肖像来装饰东印度公司的伦敦总部大楼？东印度公司为什么要用员工及其家人的肖像？这些画里的人对印度和当地人是什么态度？而那些普通的印度人，他们的生活是否受到阴谋和强权政治的影响？有了这些(通常不为人知的)面孔，英国画家乃至观众想表达什么态度？(第158页)问题提得很好，但在下面的讨论中，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史料没有深入挖掘或阐述。尤其是从历史图像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关于18世纪艺术图像史的研究还是图像学分析(涉及到18、19世纪全球跨文化的“绘画”现象以及西方世界日益兴起的视觉文化因素)，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补充和进一步探索。
商业帝国形象和历史形象中的跨文化交流是本书的主题。第五章“英国保荐人”，从研究私人保荐人的角色入手，以东印度公司作为机构保荐人的价值观和展示帝国形象作为结束语。“通过分析赞助、收藏和展出绘画作品的各种情况，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描绘印度’对英国艺术和社会的影响”。(221页)最后一节“展示帝国形象：东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大厦”，是研究商业帝国形象和跨文化传播在历史形象中的政治意义的重要案例。从商业利润的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东印度公司一度对赞助艺术兴趣不大，但却不遗余力地用艺术品装饰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总部大楼，以展示商业帝国和领土大国的形象。“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画可以被描述为有效的视觉提醒，可以展示东印度公司随着商业活动而扩张的地理版图。我们面前的世界图景越来越广阔，全球背景和跨国关系越来越深入。这是东印度公司业务的关键之一。”(233页)例如，乔治兰伯特(George Lambert)和塞缪尔斯科特(Samuel Scott)为董事会理事会会议厅绘制了一系列印度海岸重要车站及相关路线的绘画，展示在整个建筑最重要的空间——董事会理事会会议厅——视觉中心。除了山水画，还有很多亚洲统治者和特使的画像。“这些画作要么包含着晋升的希望，要么强调着对公司发展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一切都表明东印度公司与亚洲及其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波斯国王纳迪尔沙阿的半身像非常引人注目。“它从视觉层面提醒我们，东印度公司只有通过与当地统治者建立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才有机会维持其在印度的地位”。更有趣的是，与公司命运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画像往往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比如1772年，画家爱德华彭尼受东印度公司委托创作《克莱武从孟加拉纳瓦布手中接过赔款》。虽然媒体对这幅作品的评价不同，但东印度公司并不关心这幅画的质量和批评。当时，英国议会正在调查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个英雄罗伯特罗伯特克莱武。“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委托画家画这幅画并公开展出，可能是为了表达对罗伯特克莱武的支持，巩固他和公司的声誉。这个案例表明，艺术在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第244页)
比较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是《东方向不列颠女神进贡财宝》(作者：Spiridione Loma)，作者在第二章中做了说明，画在伦敦东印度公司大厦税务委员会办公室的天花板上。1778年《绅士杂志》(《绅士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曾这样描述这幅画：“英国女神坐在岩石底座上，象征东印度公司坚不可摧；一位河神正在给英国女神的脚浇水。他明显代表恒河；与此同时，商业之神水星正在向英国女神赠送一大片东方土地；代表波斯的字符携带丝绸和香料；代表中国的人捧茶捧瓷；代表印度的人手持珍珠和宝石。在遥远的海面上，一艘帆船正在航行，船头飘扬着东印度公司的专属旗帜：旗面由多道横条纹用红色迫击炮组成，左上角印着圣乔治十字旗。帆船运动象征着大英帝国和东印度公司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大量利润。整部作品的主题毋庸置疑：亚洲人民通过英国的代表东印度公司，为大英帝国奉献无限的财富。这充分显示了东印度公司蓬勃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商业成就。”(33页)这是一张庆祝商业帝国崛起的图片。同样的创意和视觉图像在董事会议厅精心设计的浮雕中重现，最终在这座巨大建筑正前方正面的浮雕(作者：约翰培根)中达到高潮，但它也有一个新的政治核心理念，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组浮雕高耸入云，乔治三世穿着古罗马长袍。守护英国雕像和象征亚洲的拟人形象：国王的右侧是一组代表“商业”的形象，左侧是“信仰、勤奋、诚实、城市驳船和泰晤士河”。山墙顶端的英国雕像坐在一头狮子身上，左手拿着长矛，戴着象征自由的头盔。她的两侧各有一尊雕像：马背上的欧罗巴和骆驼上的亚洲。“整套赈灾作品具有象征性，高度概括了东印度公司与印度的关系，正是公司期望公众了解的信息。培根将——东印度公司在商业和贸易上的财富和权力基础与自由、信仰、勤奋等抽象概念结合起来，以突出“英国可以把一切都给东方，以换取来自印度的回报”。(250页)但从原图中的英国女神形象到在这个浮雕群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乔治三世，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从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初，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最佳时期。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此时乔治三世的政治权力在朝鲜是无法挑战的。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是权力的核心。作者敏锐地指出，“乔治三世的出现提醒了每个人，包括东印度公司本身，它的章程及其在印度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议会立法的约束。培根的创意方案就像寓言一样。随着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到来，以国王为代表的英国将越来越多地参与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监督它们是否在印度履行职责。”(250页)作者在这里提到的“提醒”，其实与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的权力衰落并不一致，作者没有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背后，是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结果。新兴工业资本迫切需要增加英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东印度公司对贸易的垄断被视为英国工业发展的障碍。英国议会于1773年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1784年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领地行政法》，逐渐以政府权力取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管理权。换句话说，这家由英国共济会会员建立的从事对外殖民和贸易的股份制公司，具有一定的国家形象和功能，以英王乔治三世为核心、以英国工业崛起和自由贸易主义为基础的新帝国梦主导着英国与世界的关系。
1799年，培根的赈灾团其实就是对这一历史转折点的确认和赞美，甚至似乎把赞美圣人的艺术作为“图解印度”的最终总结。
这项以东印度公司图像史料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是历史图像学研究的重要案例。图像作为史料的主观性得到了毋庸置疑的确认，图像史学深入研究的意义和“图史互证”方法的广泛应用，除此之外，历史图像学的跨文化、全球化研究维度也得到凸显和强调，具有更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加拿大学者Ralph Ezelle Croizier在十多年前写的一篇论文中，对艺术史在全球历史研究中的边缘化表示担忧。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主要出现在美国的“新世界史学”，通过关注民族、国家、社会、经济、环境和技术，极大地取代了对精神文化的关注。艺术史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尤其被边缘化，他认为“更多地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价值观，无疑会增强我们对世界联系的理解；更多地关注艺术作为文化价值的表现形式，可以使我们更有效地比较不同的政权、社会和政治结构框架及其不同的信仰体系。”(Crow Ezelle Ralph，《艺术与世界历史》【艺术与世界历史】，刘新程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他在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重视艺术的研究案例，然后指出：“一个有效的策略是把某种艺术作为一个重要项目来研究远距离贸易活动。跨文化艺术贸易对传播他人的思想、技能和文化形象产生了类似的规定性影响。有时缺乏文字材料，像这样的艺术作品成为最重要的证据。人类学家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同上)可以说，艺术和视觉图像如何在跨文化研究和全球历史研究的范式中能够有一个稳定而有规律的位置和作用，其实也是历史图像学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
回到麦克里尔的这个“印度档案馆”。在书的最后，他说：“‘印度插画’体现了视觉传达在构建英印关系中的长远意义。长期以来，以印度文字和地理风景为主题的绘画促进了英国与印度次大陆关系的协调和建立。约翰佐夫尼(John Zoffany)、威廉霍奇斯(William hodges)和托马斯丹尼尔(Thomas Daniel)等画家创作的肖像和风景生动地展示了他们和他们的赞助商眼中的印度形象，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263页)也可以说，本书提到和阐述的艺术家及其形象史料，势必会引起历史图像学研究者更深入的研究兴趣。
